时间：1995年12月31日，晚上8点。
莫斯科的时间，似乎在1995年的最后一夜凝固得更深了零下二十五度的严寒将城市焊成了一座巨大、寂静、泛着惨白光泽的冰雕。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车辆也稀少如夜枭。积雪不再被清扫，任由其层层叠叠覆盖着人行道和马路，白天时那种肮脏的黑褐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在昏暗路灯下发出微蓝光泽的洁净平面。但这种“洁净”带着死亡的威压——呵气成霜，脸上的皮肤超过一分钟便会针刺般疼痛。整个城市陷入一种与节日全然无关的、彻底的、绝对的寒冷休眠。
工作组没有额外安排庆祝活动。老张最初的“高档西餐厅”提议，在看到菜单价格和连日流水般支出的账单后，早己无声无息地湮灭。三个人——老张、林栋、会计小孙——简单地在外贸部旧大楼507A那个依然空旷冰冷的“办公室”里凑合了一顿晚饭。饭菜是从乌克兰饭店餐厅打包回来的：一成不变的红菜汤（己经凉透，表面凝了一层油膜）、几块干硬的黑面包、以及一小盒俄式土豆泥。没有酒。
暖气片依旧只维持着最低限度的温度，仅仅保证室内空气不至于像室外那样彻底冻结。窗外，列宁大街上的路灯连成一条暗淡的光带，延伸向远方红场的方向。那里，作为国家象征的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今夜应该会有官方的庆祝活动和烟花表演，但从507A这扇蒙着厚厚寒霜的窗户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模糊的、无边的黑暗与寒冷。
小孙小心翼翼地将土豆泥分到三个纸盘里（他们连像样的餐具都还没置办全），动作拘谨。老张坐在那张从旧货市场淘来、总是吱呀作响的椅子上，对着那碗冷汤和硬面包，怔怔地出神。他的脸色晦暗，眼袋深重，比一个月前刚下飞机时似乎苍老了不止十岁。这一个多月里，他像一头被扔进陌生丛林的老象，艰难应对着官僚索贿、汇率波动、看不懂的合同、总公司不切实际的指令，以及永远超出预算的支出。所有的雄心、所有的经验、所有的“体面”要求，在莫斯科这套坚硬、冰冷、处处需要“润滑”的规则面前，都显得如此脆弱和可笑。
他拿起黑面包，机械地咬了一口，咀嚼得很慢，很用力，仿佛那不是食物，而是某种需要被艰难吞咽下去的、具体化的愁苦。
“今天是阳历新年啊，”小孙试图打破沉默，用她惯有的、略带讨好的语气轻声说，“国内这会儿，电视上肯定很热闹，晚会该开始了。”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轻轻拧开了老张心里某个己经锈蚀的闸门。他放下筷子，没头没脑地低声说了一句：“我儿子……该上小学三年级了。走之前，他让我给他带个什么……俄罗斯套娃。”他苦笑了一下，嘴角的纹路深得像刀刻，“我光顾着跑那些衙门，把这事给忘了。他妈在电话里还问。”
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暖气片发出极其微弱、时断时续的嘶嘶声，像垂死者的呼吸。
“这鬼地方，”老张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种压抑己久的、终于破堤而出的怨愤和委屈，“要啥没啥，干啥都得塞钱！东西死贵，人还冷冰冰的！在家里，再难，总有个热乎饭，有口热水，有家人说句话……这儿有什么？”他环视着这间徒有西壁、只有几张破烂桌椅、天花板还洇着巨大水渍污痕的“代表处”，眼神里充满了幻灭和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
林栋沉默地听着。他想说点什么，比如“慢慢会好起来”，或者“困难是暂时的”，但话到嘴边，又觉得无比苍白和虚伪。老张所抱怨的，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艰苦，更是一种被连根拔起、抛入异质文化荒漠后的精神流放感。那种渗透在日常每个细节里的疏离、无助和代价，不是几句空泛的鼓励能缓解的。
老张不再说话，只是拿起那块冷硬的面包，又用力咬了一口，然后眼眶毫无征兆地红了。他猛地低下头，肩膀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耸动。起初是压抑的、几乎听不见的抽泣，很快，那声音变得粗重起来，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在极度疲惫、孤独和压力下，终于崩溃的、混浊而痛苦的呜咽。
“我想家……我想回家……”他含混地重复着，眼泪滴进面前冰冷的红菜汤里，溅起微小的、油亮的涟漪。这个在单位里以强硬、爱面子、讲究“体面”著称的副总，此刻像孩童般痛哭失声，将这一个多月来所有的屈辱（递出那些信封时手指的颤抖）、所有的焦虑（看着美元流水般花掉的心痛）、所有的孤独（在语言不通的酒店房间里面对西壁的深夜），以及所有对未来的恐惧和不确定，都倾泻在这冰窖般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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