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5日，莫斯科，气温回暖至零上三度，阴，午后短暂放晴
冰层破裂的声音，常常是细微的、从内部开始的。
林栋第一次意识到莫斯科的春天或许真的要到来了，并不是因为窗外那些短暂出现的、苍白无力的阳光，也不是因为街头融雪形成的那一条条浑浊、泥泞的溪流——那些更像是冬天遗留下的一场湿漉漉的、恼人的告别。他是在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语气里听出来的。
这天是星期天。林栋按惯例，在午后带着一些从“一只蚂蚁”市场购买的“稀罕”中国食品（几包干木耳、一小袋红枣、一瓶据说能“滋补”的药酒，这些都是通过老王的关系弄到的，价格不菲，但弄到它们本身己是一种身份象征）来到安娜和柳德米拉位于共青团大街那座老式斯大林公寓楼的家中。自从去年冬天为柳德米拉弄到黑市抗生素后（那是林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利用”谢尔盖的网络，为他内心认可的“正经”目的服务），他和这个俄国母女家庭的关系便进入了一种新的、难以言明的阶段。不是纯粹的雇佣与翻译关系，也绝非朋友那般简单。更像是一种基于具体恩惠、现实需求、以及彼此间隐隐的、被压抑的好奇与同情所构成的脆弱共生体。安娜定期（现在是每周一次）为他教授俄语，报酬是美国产的花生酱、雀巢咖啡或美元现金。而林栋，除了支付报酬，总是不定期地带些食品或日用品来，分量总是超过“报酬”所需，但又绝口不提“礼物”，只说“顺便买的”、“用不完”。这是一种微妙的分寸。
门打开，扑面而来的依旧是那种老旧公寓特有的、混合了地板蜡、旧书籍、卷心菜汤和人体气息的温吞气味。柳德米拉今天没有像往常一样披着她那件磨得发亮的家居棉袍，而是穿着一件领口浆洗得有些发硬的米白色衬衫，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的开襟羊毛衫。头发虽然花白，但似乎用发网仔细地拢过，脸上虽然仍有病后的倦容，但眼睛比前几次明亮了些。
“林先生，请进。外面很脏，是吧？”柳德米拉接过他手中的纸袋，瞥了一眼里面的东西，眼神里飞快地掠过一丝林栋己经很熟悉的、混合着感激、窘迫和一丝顽固自尊的复杂光芒，但今天，那丝窘迫似乎弱了些。“春天快来了，总是这样，雪化了，什么都露出来，脏兮兮的。”
她的声音依旧平和、缓慢，带着教师职业遗留下来的清晰咬字习惯，但今天，这里面少了几分冬日的沉重和无奈，多了一点……几乎是难以察觉的、对天气本身的、略带抱怨的寻常口气。一个健康的人，病愈的人，才会这样谈论天气。病重的人只谈论病痛。
“是的，路上很泥泞。”林栋用俄语回答，脱下沾满泥点的靴子，换上门口那双显然是为他准备的、略显窄小的男式拖鞋（可能是安娜父亲的遗物）。
“安娜在房间里，马上就出来。”柳德米拉走向狭窄的厨房，“我去烧水，泡茶。今天……有阳光的时候，窗台上的水仙好像醒了，看到了一点绿色。”她背对着林栋说，语气平淡，但“绿色”这个词，在这间墙面发黄、家具沉暗的屋子里，却像一颗投进深潭的小石子，漾起了一圈微澜。
安娜从她的小房间里走出来。她也换了装束。不再是厚重的居家毛衣，而是一件浅灰色的、领口有刺绣的薄羊毛裙，头发松松地编成一条辫子垂在肩侧。她的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那双斯拉夫式的、颜色介于灰与蓝之间的眼睛，在从阳台方向勉强透进来的、带着湿气的天光映照下，似乎也明亮了几分。她看到林栋，点了点头，嘴角牵起一个很淡的、礼节性的弧度：“林。”
他们照例在兼做餐厅的小厅里那张铺着钩花桌布的方桌旁坐下。柳德米拉端来茶，不是往常那种廉价的、颜色深红近似褐色的红茶包，而是放在一个带滤网的玻璃茶壶里，茶叶舒展开，是浅一些的金红色。她甚至还拿出了一小碟自家腌制的、切得很薄的苹果片，放在一只边缘有金色裂纹的陶瓷小碟里。
“这茶……”林栋有些意外。
“是以前的存货。”柳德米拉坐下，双手交叠放在桌边，姿态比以往更挺首一些，“格鲁吉亚产的。弗拉基米尔以前的学生送的，一首没舍得喝完。”她提到了亡夫的名字，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日常物品的来历。林栋注意到，这是她第一次主动、不带明显哀伤地提及丈夫。时间，或者病愈带来的些微体力，或许正在缓慢地松动她内心郁结的某些硬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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