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6年1月15日，上午10点。
莫斯科冬季的严寒似乎己融入建筑本身的骨髓。外贸部旧大楼的水磨石走廊阴冷空旷，皮鞋踩在上面发出孤单而清脆的回响，每一步都激起微弱的回音，旋即被无处不在的寒意吞噬。507A房间的门敞开着，门上那块前两天才挂上去、油漆味尚未散尽的牌子，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着廉价金属的微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方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莫斯科代表处
牌子是中俄文对照，中文是端庄的仿宋体，俄文笔画略显僵硬。牌子本身不大，钉在厚重的旧木门上，衬着门板上斑驳的漆面和几道不知年月的划痕，显得有些局促，却又带着一种初来乍到者竭力维持的、脆弱的体面。
仪式简单得近乎潦草。
房间内部，那高达六米的天花板下，空阔依旧。巨大的水渍污痕像一片永不消散的阴云，悬在头顶。为了这个“仪式”，老张让人搬来了三张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办公桌，深褐色，桌腿有修补的痕迹，桌面上还留着前任主人烟头烫出的焦痕。它们呈“品”字形摆开，在这广阔的空间里显得更加渺小可怜。
一张桌上放着一部深灰色的、老式转盘拨号国际长途电话机，旁边贴着用中俄文手写的纸条：“通话费：每分钟3.5美元（高峰时段4美元）。”——这是从饭店前台高价租来的临时线路，一部吞噬资金的饥饿机器。另一张桌上，摆着一台外壳泛黄的传真机，接通电源后，机器发出沉闷的启动嗡鸣，随即是持续不断的、轻微的“嘎吱”声，像患有严重风湿的老人在低声呻吟。纸张卷入时，总带着一种随时可能卡住的惊险感。
窗户玻璃上凝结着厚厚的冰花，阻挡了大部分光线，使得房间即使在白天也必须开着灯。天花板上垂下的日光灯管，一两根闪烁着，发出不稳定、略带青白色的光，照亮着下方寥寥几人，在地上投下被拉长的、摇曳的影子。
老张今天特意穿上了从国内带来的、压箱底的深蓝色西装，打了条暗红色领带。西装在行李箱里压久了，肩部和背部有明显的褶皱，且莫斯科室外的严寒与室内微弱的暖气形成了尴尬的温差，让他不敢脱下臃肿的羽绒服外套，于是西装只能别扭地罩在羽绒服外面，显得鼓鼓囊囊，领带也被挤得歪斜。他的头发用水仔细梳过，试图掩盖日益明显的稀疏，但紧张和兴奋让他额角渗出细密的油汗，在惨白的灯光下反着光。
除了老张、林栋和会计小孙，房间里还有另外几张面孔。那是西五个俄罗斯人，年龄在西十到六十岁之间，穿着颜色暗淡、款式陈旧但浆洗得还算整洁的呢子大衣或西装。他们表情严肃，沉默地站在房间一角，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偶尔互相低声说一两句话，目光却不怎么与中国人交流。他们是谢尔盖找来的“合作伙伴”——几位前国营工厂的退休中层干部，或者某个半死不活的“贸易公司”的挂名负责人。每人收到了一百美元的“出场费”和一盒从阿尔巴特街买来的廉价巧克力。他们的任务很简单：站在这里，让这个挂牌仪式的合影看起来不那么寒酸，证明这家新生的中国代表处“在当地是有关系网络的”。
谢尔盖本人也来了，穿着他那件标志性的黑色皮夹克，没站进“合作伙伴”的队列，而是斜倚在门框上，手里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眼神平静地扫视着房间和人群，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近乎玩味的弧度。他像一个冷静的舞台监督，看着这出由他部分导演、出资并招募演员的小戏上演。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老张清了清嗓子，开始致辞。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响起，带着一点紧张造成的干涩，又被高耸的空间稀释，显得有些单薄无力。小孙拿着一个国产的傻瓜相机，准备拍照。
老张的致辞是事先在国内就拟好的稿子，充满官话套话：“……在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历史机遇下……我公司立足长远，布局莫斯科……代表处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开拓独联体市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将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为促进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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