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25日，莫斯科。
早晨七点，天仍未亮。莫斯科的冬季黎明总是来得懒散而吝啬，天空是一整块冻结的铅灰色，压在低矮的屋顶和光秃秃的树枝上方，仿佛随时会沉沉坠下。空气里弥漫着煤炭燃烧后未散尽的刺鼻硫磺味、老旧柴油发动机排放的黑色尾气味，以及积雪下城市本身散发出的、类似于生锈铁管和潮湿水泥混合的冰冷气息。温度计显示零下十八度，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细小的冰晶，粘在围巾和睫毛上。
林栋站在“一只蚂蚁”市场（Izmaylovo Market）东侧货运通道入口。脚下是被无数货车轮胎碾压得硬如铁板的冰雪混合物，掺杂着烂菜叶、烟蒂和不知名的黑色污渍。他穿着来莫斯科后置办的最厚的行头：一件臃肿的灰色羽绒服（哈尔滨生产，号称能抵御零下三十度），内套两件毛衣，头上戴着带护耳的棉帽，手上是粗笨的劳保手套。即便如此，寒意依然像无数细针，穿过衣物的每一处缝隙，持续不断地刺戳着他的皮肤和骨头。
在他身旁，停着一辆破旧的“嘎斯”牌厢式货车，发动机没有熄火，发出病牛般沉重而断续的“突突”声，排气管喷出浓重的蓝白色烟雾。司机是个满脸络腮胡、缺了颗门牙的鞑靼人，正缩在驾驶室里，就着一瓶廉价的伏特加小口抿着，眼睛半眯着，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
货车的帆布篷被掀开一角，露出里面堆积如山的木箱。木箱粗糙，木板边缘还带着毛刺，用褪了色的俄文印着“莫斯科第二钟表厂”和一些模糊不清的生产日期——大多是1987到1991年之间。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木料霉味和机芯润滑油那特有的、微带金属腥气的味道。
谢尔盖站在车尾，他穿着件半旧的皮夹克，没有戴帽子，金灰色的短发在寒风中纹丝不动，仿佛己经习惯了这种严寒。他嘴里叼着烟，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迅速消散。他用脚踢了踢最下面的一个木箱，发出沉闷的“咚”声。“三千只，都在这里了。瓦西里那个老家伙，把积压了五六年的库存都清给你了。点一点？”
林栋搓了搓几乎冻僵的手，摇摇头：“不用了，谢尔盖。我相信你，也相信瓦西里厂长。”这句话一半是实话，另一半是不想在零下十八度的户外开箱验货。他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剩余的尾款，两万美元现金——递给谢尔盖。
谢尔盖接过，没有数，随手揣进皮夹克的内袋。“明智。在这种天气里，时间比金钱更宝贵。”他顿了顿，看着林栋，“不过，年轻人，买下它们只是第一步。怎么把它们变成卢布或者美元，才是真正的挑战。这些‘苏联制造’的家伙，”他指了指那些木箱，“现在可不太受欢迎了。时代变了。”
林栋何尝不知。他看着那些堆积的木箱，心里沉甸甸的。不是重量——虽然它们确实很沉——而是那种对未知销路的茫然和隐隐的压力。三万美金，几乎是目前代表处能动用的全部流动资金（加上他自己悄悄截留的那部分），换了这三千只沉重如砖的机械手表。如果卖不出去，它们就是一堆精致的废铁，而代表处的运转将立刻陷入困顿。
“总会有人要的。”林栋说，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它们便宜，结实，毕竟是机械表。”
谢尔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吐出一个烟圈。“祝你好运，我的朋友。我下午还有事，先走了。货车和司机你可以用到中午，之后他自己会开走。”他拍了拍林栋的肩膀，力道很重，然后转身，踩着积雪，步伐稳健地消失在市场入口熙攘起来的人流中。
林栋站了片刻，然后对司机比划着（他的俄语还不足以进行复杂沟通），让工人开始卸货。市场里专门做力气活的几个中亚模样壮汉围拢过来，用简单的俄语词汇讨价还价，最终以五百卢布（约合当时一美元）的价格，同意将三十个木箱搬到林栋租下的临时摊位去。
所谓的“摊位”，只是市场东区一排简陋铁皮棚屋中的一个。大约五平方米的空间，没有暖气，铁皮墙壁在严寒中仿佛能把接触到的任何热量瞬间吸走。李薇己经先一步到了，正带着会计小孙在清理摊位。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和不知何年何月留下的油污。小孙是个西十来岁的北方女人，话不多，做事麻利，此刻正用一把破扫帚奋力打扫。李薇则用冻得通红的手，试图将一块写着“中国轻工商品”的褪色招牌挂到铁皮墙上，但钉子根本敲不进冻得硬邦邦的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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