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5年12月14日，下午3点。
莫斯科的严寒仿佛被冻结在了时间线上。街道上污浊的冰雪混合物己经板结，踩上去发出单调而坚硬的“咔嚓”声。天空是永恒的、毫无层次感的铅灰色，阳光成了记忆里的奢侈品。外贸部旧大楼507A房间里，那种高大空间带来的空旷感并未因搬入几张二手办公桌和吱呀作响的旧文件柜而有丝毫缓解，反而凸显了这几件寒酸家具的渺小。那道从天花板蜿蜒而下的巨大水渍污痕，像一道无法抹去的暗淡目光，冷冷注视着屋内的忙碌与窘迫。
工作刚刚步入正轨——如果这种每天与旧暖气片的嘶嘶声、漏风窗户的呜咽以及楼外城市沉闷噪音为伴的状态能算“正轨”的话。李薇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堆着永远也译不完的产品目录和零星收到的俄方询价函。她的冻疮在室内暖气下舒缓了一些，但手指关节的红肿依然刺目。她工作极其专注，极少参与老张和小孙关于国内情况或日常开销的讨论，只有眼镜片后的眼睛在俄文和中文字句间快速移动，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像一只在寒冬里努力觅食的安静候鸟。
这天下午，一份来自总公司的传真打破了这种凝固的节奏。传真纸带着特有的热敏气味，字迹清晰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请驻莫斯科代表处速提交一份关于当地消费品市场现状、潜力及我司产品切入机会的初步分析报告，以供总公司决策参考。要求：数据详实，分析客观，建议具体。一周内上报。”
老张捏着传真纸，眉头蹙成了疙瘩。他走到窗前（避开那片水渍），望着窗外被灰尘模糊的广场和远方灰蒙蒙的天际线，沉默了好一会儿。市场分析？他们来了才一个月，注册手续刚刚跑完，办公室里连部像样的电话都还没搞定（那台国际长途昂贵且时好时坏），对莫斯科的印象除了寒冷、破败、官僚和昂贵，就是阿尔巴特街的黑市和那顿令人沮丧的俄餐。消费市场？从何谈起？
“小林，”老张转过身，语气带着惯有的、混合着焦虑和命令的调子，“这个事情你牵头，带上李薇。出去转转，看看，摸摸情况。重点是……看看我们的东西有没有人要。”
“我们的东西”指的是总公司主营的几种轻工产品：老式双缸洗衣机、仿皮革行李箱、以及一些款式陈久的羊毛衫。林栋在国内见过样品，无论设计、质量还是价格，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市场上都缺乏竞争力，更别说要运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去哪儿看？”林栋问。
老张沉吟了一下：“谢尔盖提过，有个很大的集市，叫‘伊兹马伊洛沃’（Izmaylovo），中国人叫‘一只蚂蚁’。说是什么都有卖，很多中国人在那儿。你们去那里看看。”
“一只蚂蚁”市场。这个名字带着一种奇特的、既庞大又渺小的矛盾感。林栋和李薇在第二天上午，裹紧了最厚的衣服，按照谢尔盖画的大致方位图，倒了两次破旧的有轨电车，又步行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在一片看起来像是城市边缘、被废弃工厂和杂乱林地包围的空旷地带，看到了它的轮廓。
第一眼的感觉是规模带来的震撼。
那根本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一片由无数集装箱、铁皮棚屋、简陋板房和临时搭起的塑料棚无缝拼接而成的、漫无边际的钢铁与帆布丛林。面积恐怕不止一个足球场，而是好几个足球场连绵在一起，毫无规划地向西面八方延伸。地势有些起伏，使得这片混乱的建筑群落显得更加庞大而怪异。许多集装箱被漆成各种颜色，但大多己斑驳脱落，上面用俄文、中文、韩文、土耳其文写着歪歪扭扭的商品名称和价格。铁皮屋顶在阴沉的天空下泛着冷光，无数根烟囱（取暖用的铁皮炉子）歪斜地伸出，冒着或浓或淡的煤烟，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低垂的、呛人的灰雾。
空气中弥漫着极其复杂的气味：劣质烟草味、煤烟味、融化雪水混合泥土的腥味、油炸面食的油腻味、聚集人群的体味、还有从某些角落飘来的、浓烈的、来自中国南方仓库的化纤和橡胶制品特有的刺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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