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5年12月6日，上午10点。
莫斯科的冬天以一种近乎永恒的姿态凝固下来。距离第一场雪己经过去一周多，街上的积雪被来往车辆碾压、混合着煤灰和泥沙，化成肮脏的半融半冻的黑色冰泥，顽固地附着在路面和街角。空气依旧冷得刺骨，天空是一种恒久的、不透明的铅灰色，似乎太阳这个概念己经从这个城市的上空被永久删除。
注册的初步文件虽然递交上去，但进入那庞大官僚机器的漫长消化期，代表处暂时还只是外贸部旧楼507A那个高大、破败、空荡的房间。实用的事务却积压下来。老张带回的成箱公司宣传册、产品目录、技术文档，需要翻译成俄文；一些初步接洽的俄方单位（大多是通过谢尔盖或老张过去残留的、微弱的人脉）来的传真和信函，需要有人看懂并准确复述；更重要的是，未来任何正式的商务谈判、合同签订，都离不开一个可靠的、具备专业素养的翻译。
小孙是会计，英语勉强够用，俄语一窍不通。老张的俄语仅限于几个革命词汇和“你好”、“谢谢”。林栋更不用说。翻译成了摆在眼前最具体、最急迫的障碍。
“必须找一个翻译，而且要快。”老张在“办公室”（目前还是空房间，他们站在里面说话都有回音）里踱步，脚下是咯吱作响的木地板。“不能找市场上的，那些人……江湖气太重，不懂专业，还可能不靠谱。”他指的是在阿尔巴特街或“一只蚂蚁”市场那些为倒爷服务的、鱼龙混杂的翻译。“最好是学生，干净，有文化，价格也合适。”
通过乌克兰饭店前台（花了一小笔“咨询费”）辗转联系上了莫斯科大学中国学生会。对方答应帮忙物色，约了今天上午在代表处的临时落脚点——乌克兰饭店的一个小会客室里面试。
十点整，会客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林栋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第一印象是单薄。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款式陈旧、袖口己经有些磨损起球的羽绒服，不太合身，显得有些空荡荡的。下面是一条普通的黑色裤子，一双看起来并不保暖的旧皮鞋。脖子上围着一条手织的、颜色暗淡的毛线围巾，遮住了小半张脸。她没戴帽子，头发是简单的齐肩首发，被室外的寒风吹得有些凌乱，紧贴在冻得发红的额角和脸颊上。她的脸很小，皮肤白皙，但透着一种长期在寒冷和室内外温差中奔波留下的、不甚健康的淡红。鼻尖也冻得红红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眼睛，很大，黑白分明，此刻因为寒冷和一点紧张，眼神显得格外清亮，像莫斯科冬日少见的、凝结在窗玻璃上的清澈冰晶。
“您好，我是李薇。莫斯科大学语言系研究生一年级，学生会介绍我来面试翻译。”她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点南方口音的柔软，但吐字清晰，语速平稳。
“请进。”林栋侧身让她进来。
会客室很小，暖气还算足。老张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面前的小圆桌上摊开着几份文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薇，目光在她那件旧羽绒服上停留了半秒，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点了点头：“坐吧。”
李薇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姿态有些拘谨，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不自觉地相互绞着。林栋注意到，她在外的手指纤长，但手背和指关节处冻得通红，甚至有些微微的，指甲边缘有细微的裂口和倒刺。这是一双显然缺乏足够保暖和保护、经常接触冷水或暴露在严寒中的手。
“李薇同学，”老张开门见山，“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处理专业外贸文件、法律条款，以及可能参与商务谈判的翻译。要求很高，不仅要语言过硬，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严谨性。你觉得自己能胜任吗？”
李薇抬起头，眼神里的紧张褪去了一些，换上了一种认真的专注。“我在国内本科是俄语专业，来莫大读研方向是语言学与翻译实践。接触过一些经济类俄文文献，也帮导师翻译过技术资料。我可以试试。”她的回答不卑不亢，没有过度自夸，也没有怯场。
“那好，我们现场测试一下。”老张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是中俄文对照的某机械设备采购合同草案的其中两页，条款涉及技术参数、验收标准、付款条件和违约责任，专业术语多，句子结构复杂，是典型的“天书”式文本。“给你十分钟，把这段俄文口头翻译成中文，要求准确，尤其是数字、术语和条件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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