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5日，星期六
莫斯科冬末下午西点，天光己呈现出一种介于黄昏与夜晚之间的暧昧的灰蓝色，仿佛天空本身也因寒冷而失去了维持明亮的能力，只能勉强挤出这最后一片稀释的、毫无温度的光。雪停了，但街道和屋顶依然覆盖着前夜新落的、尚未被行人完全践踏或汽车尾气熏黑的厚实积雪，在灰蓝的天色下反射出均匀、清冷、几近于虚假的白。空气凝固般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电车经过时与轨道摩擦发出的尖锐“吱嘎”声，才能短暂刺破这份寂静。
林栋坐在代表处那间越发显得空荡、清冷的办公室里。暖气片依旧滚烫，发出轻微的“嘶嘶”水汽声，却似乎无法驱散空气里那股由冰冷计算和隐秘期待混合而成的、特别的气息。窗户玻璃内侧结着一层薄薄的、模糊的水雾，将窗外的莫斯科景象晕染成一幅褪了色的、不甚真切的印象派画作。
他面前的桌上，摊开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业务流水总表和初步的利润计算草稿，李薇用她那工整的、一笔一划绝不出格的字体，清晰记录着自1月28日启动“苏联时代工业设计微型展”以来，到昨天（2月4日）为止的详细销售数据。三千只手表，平均售价50.7美元（期间微调过），扣除成本（每只手表成本约10美元，含原始采购价、运输、仓储损耗等）、场地租金、彼得罗维奇的“艺术创作费”、谢尔盖的打点费用、给《莫斯科晚报》编辑的“润笔费”、传单印制和派发成本，以及其他杂项开支——利润总额被圈在一个醒目的方框里：
净利润：8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64,000元，按当年汇率8.3估算）。
这个数字，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林栋心中激起层层扩散的、难以平复的涟漪。八万美元。六十多万人民币。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亲手操盘、并且获得成功的生意所带来的纯利润。它以其不容置疑的、沉甸甸的数字形态，宣告着过去半年的挣扎、冒险、自我怀疑和多日不眠之夜的“价值”。他知道，在国内月薪不足千元的普遍水平下，在父母那代人工人一辈子也攒不到这个数的现实对照下，这八万美元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改变自身和家庭境遇的杠杆，一份在异国他乡立足、甚至向上攀爬的原始资本。
第二份文件，是总公司的《海外代表处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复印件。条款密密麻麻，用词严谨冰冷。其中核心的一条，用红色圆珠笔被他重点划出：“代表处经营所得利润，除留足必要运营资金外，应按季度将净利润的30%上缴总公司，其余70%可用于当地业务拓展、人员激励及风险储备……” 规定本身给了他巨大的操作空间——“留足必要运营资金”、“人员激励”、“风险储备”，这些充满解释弹性的词汇，像一扇扇虚掩的门。
但真正让他感到压力的，是第三样东西——不是文件，而是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上面用潦草的字迹记录着今天上午与国内通长途电话时，老张（张经理）在电话线另一端，用那种混杂着官腔、期待和不容置疑的语气给出的“指示”。电话杂音很大，老张的声音时断时续，但核心意思清晰得如同莫斯科窗外的冰棱：
“小林啊，辛苦了！手表卖得不错，我都听说了！（消息传得真快，林栋暗忖）这说明我们当初派你去莫斯科的决定是正确的！（开始定性）这笔利润，要处理好。按规定，该交的交。（停顿）不过呢，现在国内公司本部这边，资金也紧张，几个新项目都在等米下锅。（暗示）你那边刚起步，用钱的地方也多（给予理解），但总公司的困难更大（强调上级）。我的意见是，你们代表处刚立起来，也用不了那么多钱，这次利润，**能不能多体现一点对总公司的贡献？**具体比例，你把握，但我觉得，50%是个可以考虑的数字。（首接定调）当然，这要看你们运营的实际需要，你是具体负责人嘛。（最后把皮球踢回来，但方向己指明）手续要齐全，账目要清楚，不能让审计挑出毛病。（警告）就这样，抓紧办，等你的好消息。”
电话挂断后，那“50%”和“多体现一点对总公司的贡献”的话语，像冰冷的金属回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反复激荡。林栋盯着那张记录纸，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单调的“笃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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