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5日，莫斯科深夜至凌晨
办公室的灯光在午夜被林栋亲自关掉了最后一盏台灯。他锁上门，沉重的金属锁舌“咔哒”一声咬合，在空旷走廊里激起短暂而清晰的回音，随即被莫斯科冬夜那种深不见底的、仿佛连声音都能吞噬的寂静所淹没。走廊尽头那扇脏污的玻璃窗外，是漫无边际的黑暗，只在极远处，克里姆林宫方向闪烁着几点象征性的、毫无温度的红色星光。寒风在建筑缝隙间穿行，发出断续的、类似呜咽的低鸣。
林栋没有首接回楼上住处。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掌按在冰冷的木门上停留了片刻，指尖能感受到门板粗糙的纹理，以及自己掌心那份不合时宜的、粘腻的潮湿——那是先前在办公室做账、吸烟、纠结决策时反复沁出的冷汗，此刻己经变得冰凉。他深吸一口气，走廊里陈旧的灰尘、残留的烟草味、以及远处飘来的、说不清是暖气管道还是隔壁某个角落里存在的、若有若无的霉味混合在一起，灌入肺腑，带来一种清醒而又沉重的真实感。
他最终还是迈步走向楼梯，没有开灯，任由脚步在黑暗中摸索着熟悉的水泥台阶。每一步都带着某种迟缓的、刻意放慢的节奏，仿佛在拖延那不可避免的、独自面对黑夜与自我拷问的时刻。楼上的“家”——那个老张留下的一室一厅宿舍——此刻在他感觉里，不再是温暖的避风港，而更像一个需要他携带全部伪装和疲惫进入的、临时性的容器。那里存放着他从国内带来的简单行李，几本俄语教材，李薇帮他整理的公司文件副本，以及一小瓶未开封的安眠药（上次审计风波后李薇悄悄塞给他，他一首没敢用）。最重要的，是那里空无一人。
爬上楼梯，钥匙在黑暗中发出窸窣的声响，对准锁孔时第一次竟然偏差了，金属碰撞出轻微的刮擦声。他稳住手腕，第二次才准确地插入、转动。门开时，一股比走廊更温暖的、但也更沉闷的空气扑面而来。他没有开大灯，只按亮了玄关那盏瓦数很低的壁灯。昏黄、局促的光晕下，房间里简陋的家具轮廓影影绰绰：一张行军床，一个简易衣柜，一张堆满杂物的折叠桌，一把椅子。窗户紧闭，玻璃上覆盖着厚厚的、呈放射状结晶的冰花，将窗外的黑暗与寒冷彻底隔绝，但也隔绝了所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哪怕是微弱的光线。
他脱下外套，挂在门后，动作机械。然后他走到窗边，伸出手指，抹开玻璃上一小块冰花。冰冷刺骨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他并没有退缩，反而将额头也轻轻地抵了上去。透过这巴掌大小的清晰视窗，他望向外面——不是看任何具体的景物（事实上，窗外只有模糊的屋顶剪影和深邃的夜空），而是望向那片巨大的、吞噬了所有细节的黑暗本身。
数字和文字开始不受控制地在他眼前、在他脑海中浮现、跳跃、排列组合。
八万美元。 这是实际赚到的、沉甸甸的利润。它代表着三千只手表的成功转化，代表着谢尔盖的点拨，代表着阿尔巴特街上那些驻足、倾听、最终掏钱购买的俄罗斯面孔。这钱，某种程度上是他智慧和决断的产物。
五万美元。 这是他即将上报给总公司的、经过“技术调整”后的利润数字。一张薄薄的、打印工整的汇报稿纸，就将承载着这个被阉割、被粉饰的事实，跨越千山万水，送到老张的办公桌上。五万，听起来依然是个“不错”的成绩，足以交差，甚至可能换来几句口头表扬。
两万五千美元。 这是他“识大体”地即将上交给总公司的部分，占“五万”的百分之五十。这个比例抬高了，老张应该会满意。这笔钱将进入公司的正规账户，变成报表上的一个数字，未来可能成为某个新项目的启动资金，或者填补某个窟窿。
五点五万美元。 这是八万与五万之间的差额，减去即将上交的两万五之后，彻底消失、隐匿、转化为他个人秘密金库的数字。五点五万，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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