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10日，星期西
莫斯科的严寒仿佛在这一天达到了某种歇斯底里的峰值。上午九点，温度计的水银柱死死钉在零下二十三度的刻度上，拒绝任何上升的企图。天空不再是灰色，而是一种病态的、毫无生气的铅白色，低垂得仿佛随时要塌陷下来，压碎这座城市。阳光是奢侈品，只有偶尔从厚重云层缝隙中漏出的、微弱得如同垂死病人叹息般的几缕光线，短暂地扫过积雪覆盖的屋顶和街道，旋即消失，无法带来丝毫暖意。空气本身似乎被冻结了，呼吸时鼻腔和肺部能清晰感受到那种物理性的、刮擦般的刺痛，呼出的白气瞬间凝结成细密的冰晶，附着在围巾、帽檐和睫毛上。
这样的天气，理论上，应该所有人都在室内，靠着滚烫的暖气片和热茶抵御严寒。但“一只蚂蚁”市场（Izmaylovo Market）却以它特有的、反常识的疯狂生命力，证明着自己在这个混乱时代存在的价值。当林栋和李薇裹着各自最厚实的衣物——林栋是那件灰扑扑的哈尔滨产羽绒服，李薇则是一件明显偏大的二手军绿色棉大衣——踏出代表处那辆破旧的拉达车时，他们立刻被眼前景象的声浪和混沌所淹没。
声音是第一波冲击。那不是单一的声音，而是数十种语言、数百种声响混杂而成的、持续不断的、没有休止符的交响。俄语的讨价还价声（粗重、急促）、汉语的吆喝（南腔北调，从东北话到温州话）、越南语的高声叫卖、阿塞拜疆语和格鲁吉亚语的争论、土耳其商人的计算器按键声、韩国人用不熟练的俄语推销电子产品的录音……所有这些声音，与搬运工沉重的喘息和号子、手推车铁轮碾压冰面的刺耳摩擦、柴油发电机突突的轰鸣、远处某台破收音机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以及不知何处传来的、牲口（或许是待宰的羊）的哀鸣……一切混合、搅拌、发酵，形成一层浓密得几乎有形的声墙，扑面而来，压迫着耳膜和神经。
气味紧随其后，更加复杂，更加具有侵略性。首先是无处不在的、浓烈的煤炭和柴油燃烧后的硫磺与焦油味，这是莫斯科冬季的底色。但在这底色之上，层层叠加着：劣质皮革和仿冒运动鞋散发的化学胶水味；成堆的廉价纺织品（羽绒服、毛衣）的染料和纤维味；来自东南亚水果（香蕉、菠萝）在严寒中冻伤后开始腐烂的甜腻气息；土耳其烤肉和俄罗斯香肠在露天炭火上炙烤的油腻烟雾；堆积如山的冻鱼和肉品（有些显然未经严格处理）散发出的、微带腥膻的冰冷气息；中国摊位上飘出的方便面调料包和榨菜的气味；还有最底层、最顽固的——成千上万的人体聚集在一起，汗水、口气、体味与厚实衣物长久未洗混合出的一种温热的、微带酸腐的生存气息，与冰雪的清冷形成奇异对比。这所有的气味，被寒冷凝固，却又被市场的热度催发，形成一种难以言喻的、既充满活力又令人隐隐作呕的复合体。
视觉上，则是一幅巨大、混乱、却又自成一体的超现实主义画卷。“一只蚂蚁”市场并非一个规整的建筑，而是一片被铁丝网和简易围墙圈起来的、足有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露天区域，内部又被更杂乱的分区割裂。脚下是经年累月被无数人踩踏、货车碾压形成的、混杂着冰、雪、泥浆、垃圾、油污的复合地面，滑溜且肮脏。摊位不是店铺，而是由废弃的集装箱、铁皮棚屋、简陋木板房、甚至仅仅用帆布和木杆搭起的临时帐篷构成，毫无章法地挤在一起，中间留出狭窄曲折、仅够人和手推车勉强通行的“街道”。
货物更是琳琅满目到令人眩晕：一边是堆积如山的中国产旅游鞋、羽绒服、皮夹克（样式老旧，颜色刺眼），用巨大的透明塑料袋包裹，首接堆放在雪地上；旁边是土耳其人摊位前悬挂的、密密麻麻如瀑布般的廉价牛仔裤和T恤衫；不远处，越南人的区域摆满了一箱箱在严寒中显得格外青翠（或己开始发黑）的香蕉、芒果；阿塞拜疆人的地盘则充斥着牛羊肉、内脏、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熏制肉品，挂在铁钩上，在寒风中微微晃动，表面凝结着白色的冰霜；韩国和香港来的摊位相对“高级”，用玻璃柜台展示着计算器、电子表、随身听、收音机，还有少量的日本二手电器（贴着崭新的标签）。更深处，甚至能看到售卖苏联时期军用品（望远镜、军帽、旧勋章，真假难辨）、工艺品（套娃、漆盒）、以及一些用途不明的金属零件和化学品的摊位。一切都在这里交易，从最基本的生存物资到满足虚荣的仿冒品，从合法的日用品到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货物。人民币、美元、卢布、甚至以物易物，各种支付方式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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