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5年3月20日，周一下午
莫斯科的三月下午,天色灰白得像一张用旧了的老照片。乌克兰饭店门前的雪堆己经融化大半,露出底下脏污的沥青路面和冻得发黑的苔藓。
考察团团长吴主任从旋转门里走出来时,脚步比前两天轻快了许多。他身后跟着那几位科长和周副总,个个脸上洋溢着一种混合着疲惫、兴奋和“终于进入采购环节”的轻松感。前两天的市场震撼和“官方座谈”留下的严肃印象,此时像一层薄冰,在即将到来的购物狂欢前悄然融化。
“林代表,”吴主任站定,搓了搓戴着崭新皮手套的手(这是昨天在阿尔巴特街刚买的),口气随意又不失郑重,“咱们考察了市场,见了专家,这理论结合实际嘛,也差不多了。接下来,想看看有没有更……更有俄罗斯特色的纪念品。尤其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身后同样期待的部下,压低声音,“苏联时期的军用品,听说很有收藏价值。”
林栋站在饭店门口冰冷的台阶上,闻言心里咯噔一下。
他料到会有这一出。从考察团抵达第一天,吴主任那看似不经意的询问——“听说莫斯科有些地方能买到苏联军品?”——他就知道,这趟“纪念品采购”绝不会只停留在套娃和琥珀项链的层面。在国内某些圈子,尤其是他这个年纪、经历过中苏蜜月期和随后的边境对峙、又身处体制内的中年男性群体中,苏联军品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符号:既有对强大邻国消失的猎奇,对那段特殊历史的微妙纪念,也掺杂着某种不便言说的“战利品”心态——就像是收藏一个倒下的巨人的骨骸片屑。
但“苏联军品”这片水域,远比旅游纪念品浑浊,也深得多。昨晚他就和谢尔盖通了电话。
“要军品?没问题。你知道阿尔巴特街那些旅游商店里卖的,十有八九是假货,或者从中国义乌批发过来重新贴牌的。”谢尔盖在电话那头,声音里带着他特有的、洞悉一切的平静,“真正的军品,尤其是有点分量的东西,需要找专门的人。我认识一个人,以前是苏联西部集团军的后勤军官,少校军衔。解甲归田后,嗯……就做些这方面的‘小生意’。”
林栋当时问:“他能提供什么?”
“只要钱到位,什么都能搞。从望远镜、军大衣、水壶、地图包这类日常用品,到真正的勋章、略章、军官佩刀,甚至一些文件类的东西。当然,”谢尔盖的声音慢下来,带着一丝警示的意味,“价格不同,风险也不同。旅游商店卖的那种仿制勋章,10美元一个。真正的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如果品相好、有证书,黑市价可能到几百甚至上千美元。如果牵扯到某些特殊型号的装备零件或者机密文件……那就不是价格问题了。”
“我们的考察团,要的应该就是……普通纪念品,有那种感觉就行。”林栋谨慎地说。
“我明白。退伍军官嘛,手里总有存货,也知道怎么包装。他会让客人们满意的。地点我安排,明天下午。”
现在,面对吴主任期待的眼神,林栋点了点头:“吴主任,这方面确实有些门路,东西比市面上的旅游商品更……地道一些。我己经联系好了,下午可以过去看看。”
吴主任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好,好!地道好,就要地道的!”
一行七人(加上林栋和李薇),挤进了谢尔盖安排的那辆七座商务车。司机是谢尔盖的人,一个沉默的俄罗斯壮汉,只知道叫伊万。车子没有驶向游客云集的阿尔巴特街,而是拐进一片林栋也未曾探访过的、靠近河运码头的老工业区。街道越来越狭窄,两旁是苏联时期建造的、墙皮剥落的五层楼居民区,窗户昏暗。偶尔能看到废弃的工厂厂房,巨大的烟囱静默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这里的积雪似乎化得更慢,路边堆着肮脏的雪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混合了煤烟、柴油和潮湿垃圾的味道。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车内异常安静。吴主任和周副总不再像前几天那样兴致勃勃地讨论窗外景象,而是沉默地看着。这种破败、萧条的景象,与前几天看到的“一只蚂蚁”市场的野蛮活力,或是酒店会议室的“官方体面”,构成了另一种真实的莫斯科。一种不那么光鲜,甚至有些令人不安的真实。林栋从车内后视镜里瞥见吴主任微微蹙起的眉头,知道他可能也在重新评估这个“纪念品采购地”的“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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