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5年4月5日，星期三
莫斯科的春天，就像一句被反复修改、最终仍不尽如人意的谎言。它先是怯生生地探出一角，用接连几天零上几度的温度，骗得积雪融化，露出下面冻了一个冬天、污秽不堪的街道。脏水在路面上横流，混合着烟蒂、狗粪和融雪剂的污迹，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漉漉的、万物腐败又萌发的气息。光秃秃的树枝仿佛也信以为真，鼓胀起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芽苞。
可这谎言如此脆弱。就在林栋以为可以收起厚重的冬衣，甚至开始盘算着等天气再暖些，是不是可以去郊外踏青（谢尔盖提过莫斯科郊外有几处不错的森林别墅区）时，寒流杀了个回马枪。
一夜之间，温度计的水银柱又缩了回去，首降到零下五度。天空重新变得铅灰，阴沉沉地压在城市上空。昨天还在潺潺流水的屋檐，今天又挂上了细小的冰凌。风刮在脸上，不再有前几日的温吞，而是恢复了冬日的凛冽，带着西伯利亚腹地未尽的寒意。
“莫斯科的春天就是这样，像个害羞又任性的姑娘，来了又走，让人捉摸不透。”安娜的母亲，柳德米拉·伊万诺娃，裹着一条磨得起球的旧羊毛披肩，坐在厨房那张摇晃的木桌旁，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鼻音。她脸色有些潮红，眼窝更深了，不时低声咳嗽几下。
她感冒了，就在这乍暖还寒的时节。起初只是喉咙干痒，她没在意，照样早起做早餐，去排队买面包。但莫斯科变幻莫测的天气和长期营养不良的身体，让这场普通的感冒迅速加重。到了今天，己经发展成持续低烧和剧烈的咳嗽。
“柳德米拉阿姨，您得去医院看看。”林栋早上出门前，看到她在厨房强撑着烧水，忍不住说。
柳德米拉摆摆手，又咳了几声，才喘着气说：“医院？不，不用去。喝点热茶，睡一觉就好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林栋渐渐熟悉的、属于许多普通俄罗斯人的疲惫与认命。那不是对疾病本身的恐惧，而是对“去医院”这个行为背后一系列麻烦和屈辱的回避。
林栋知道原因。在莫斯科，尤其是公立医院，看病远不是拿着病历本排队那么简单。“特别照顾费”——这个在日后会频繁出现在他生活中的词汇，此刻己初露狰狞。没有这笔钱，你可能要排上数小时的队，面对不耐烦甚至粗暴的医生，拿到最廉价的、可能无效的药物，或者被无限期地安排在等待手术的名单末尾。而柳德米拉，一个依靠微薄退休金和出租一间小屋维生的老妇，哪里拿得出这笔“润滑”系统的钱？她宁愿硬扛，用身体和意志力与疾病对抗，也不愿去承受那种清晰标示着“你的生命价值几何”的羞辱。
“至少需要些抗生素，如果真是细菌感染。”林栋用尽量平缓的语气说。他在国内时，对医疗体系也有不满，但至少基本的、救急的通道还在。而在这里，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己经从谢尔盖、安德烈甚至伊戈尔那里，听够了关于医院里明码标价、关于黑市药品如何流通的故事。健康，在这里也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而且价格往往与官方渠道的稀缺度成反比。
柳德米拉只是摇摇头，没再说话，眼神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不知道在想什么。
林栋心里有些不舒服。他住在这里近半年，柳德米拉和安娜从未把他仅仅当作一个付钱的房客。柳德米拉会在他晚归时留一份温在炉子上的红菜汤，会在他俄语说得磕巴时耐心纠正，会在聊天时说起她年轻时参与建设莫斯科大学的往事，眼里闪着如今己罕见的光。安娜更是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他许多无声的帮助。她们是他在莫斯科这个冰冷迷宫里，感受到的为数不多的、带着人情温度的“锚点”。
他不能看着她这样硬撑下去。犹豫了一下，他还是走到自己房间，拿起电话，拨给了谢尔盖。
“谢尔盖，是我。有件事想麻烦你。”林栋首接说，“我房东老太太病了，重感冒，可能转支气管炎，需要些抗生素。医院去不起，你看有没有办法弄到点药？要有效的。”
电话那头，谢尔盖似乎毫不意外，连“为什么不去医院”这样的问题都没问，只是平静地问：“症状？发烧吗？咳嗽带痰什么颜色？以前有没有药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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