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5年11月16日，下午2点47分。
午后的寒气不再像清晨那样锋利逼人，而是转成了一种阴冷、迟钝的质感，沉沉地贴着地面和墙壁，钻进每一个敞开或不够严密的缝隙里。阳光偶尔从厚重的铅灰色云层中挣扎出来几缕，投在乌克兰饭店高大却灰暗的外墙和门前积雪上，光线惨白无力，像个病人勉强的笑意，丝毫不能带来温暖。
饭店大堂的旋转门前，站着一个衣着臃肿的身影——林栋。他身上是那件黑色羽绒服（在北京算体面，在此刻的莫斯科显得有些单薄），下身是牛仔裤和普通的旅游鞋（昨晚老张告诫过，皮鞋太滑，不建议穿），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临行前妻子匆忙塞进行李箱的）。站在冷风中，脊椎下意识地蜷缩了一点，羽绒服布料摩擦发出的轻微“沙沙”声，似乎在对抗着周遭的静寂与寒冷。
他口袋里揣着的两百美元——两张崭新的百元美钞——此刻如同两块烧红的烙铁，沉甸甸地贴身放着。每一秒，他都忍不住下意识地去触碰那个内袋的位置，确认它们还在。那不是钱，那是信任，是老张咬着牙挤出来的宝贵外汇和希望，是这个三人工作组能否在莫斯科初步站稳脚跟、维持最基本运转的关键。
老张给的纸条被他攥在手心里，汗水微微浸湿了纸张边缘。上面歪歪扭扭地用俄语和拼音标注着：阿尔巴特街，地下通道，谢尔盖。还有一个7位数的电话号码。这些信息像一团乱麻，塞满了他的大脑。
这是他第一次单独行动，目标明确：找到黑市，兑换卢布。第一次接触那种只存在于传说和警告里的、带着危险气息的地下交易。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喉咙干涩。走出饭店门廊下那片相对温暖的区域，真正踏入外面凛冽的寒风时，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冰冷、浑浊，带着马路上汽车排放的尾气和远处某处供暖锅炉燃煤的气息，这刺鼻的真实感反而奇异地镇定了他紧绷的神经。
不能再等人领着走了。得自己走。
他走到饭店门口的马路牙子边，犹豫了一下，像所有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一样，举起一只裹在手套里的手，试图示意路边缓慢驶过的那些看起来像是出租车的老旧轿车。一连过去几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拉达”，车窗紧闭，司机瞥他一眼，有的视若无睹，有的则在他试图做出“请停一下”的手势时，刻意踩下油门加速驶过。
语言不通，甚至连标准的打车信号都未必通用。一股窘迫感混合着寒意爬上林栋的脸颊。
一辆灰蓝色、车身有些斑驳的伏尔加轿车慢悠悠地从后面滑过来。司机大约五十多岁，车里暖气开着，车窗摇下三分之一，一团白色的哈气和香烟的烟雾混杂着涌出窗外。他没看林栋，只是用一种平淡、带着浓重莫斯科口音的语调嘟囔了一句：“Taxi？”声音并不响亮，更像是自言自语。
机会难得。林栋快步上前两步，学着昨天从机场打车的样子，隔着窗户，用手指飞快地点了一下那张纸条上用俄语写的地址“Арба?т”（阿尔巴特）。他不知道正确的发音和语调应该是什么样子，只能用最含糊的方式挤出这个单词。
司机瞥了一眼纸条上的俄文字，又抬眼上下打量了一下林栋，眼神里有一种了然的疲倦——一看就是需要拉去“特定地方”的初来者。他无声地点了点头，用眼神示意林栋上车。
车子慢吞吞地启动，引擎声音沉闷。车内依旧弥漫着劣质烟草、旧皮革和暖空调热风混合的独特气味。司机沉默着，专注地看着前方覆盖着薄雪的、坑洼不平的路面。林栋坐在后排，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目光投向窗外。
车子拐上列宁大街，缓缓行驶。街道宽阔，两侧的建筑依然保持着那份厚重与沉静。经过一家巨大的商场，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有些单调，彩色塑料模特僵硬地展示着款式早己过时的冬装。路边偶尔能看到穿着“铁桶装”军大衣、帽檐压得很低、慢吞吞走着的老人，或者行色匆匆、手中提着空瘪的布袋或麻绳网兜赶路的妇女。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车身印着巨大“МОЛОКО”（牛奶）字样、但看起来也有些年头的保温卡车正在卸货。几个穿着厚实棉袄、鼻尖冻得通红的工人正将一箱箱东西搬进路边的小店里，动作透着一股迟缓而固执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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